公元前221年，秦軍揮師東進，攻破齊國都城臨淄，六國歸一的號角響徹華夏。作為齊國故地、秦代東方重鎮(zhèn)的山東，留存著許多秦代珍貴文物。那些鐫刻詔書的度量衡器、摩崖屹立的秦代刻石、緘封文書的官員封泥，如同散落的歷史拼圖，串聯(lián)起秦王朝一統(tǒng)天下的壯闊進程，見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明脈絡(luò)。

　　“廿六年，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號為皇帝。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，歉疑者皆明壹之。”兩千多年前，這份詔令被鑄刻在各類標準器上，傳遍“舟輿所載，日月所照”之地，將商鞅變法后在秦國推行百年的度量衡制度，推廣至原六國疆域的每個角落。

　　山東博物館的秦詔陶量，1963年出土于鄒城邾國故城遺址。這尊夾砂灰陶質(zhì)地的量器，通高12.3厘米，口徑18.5厘米，腹徑19.5厘米。作為測量糧食的工具，這件陶量的容量為五升，即半斗。陶量腹壁外，那則“廿六年”篆書詔文清晰可辨，筆勢勻凈流暢。

　　煙臺市博物館的秦嵌銅詔板鐵權(quán)，呈半球形，平底圓頂，頂部設(shè)有半環(huán)形鼻，便于懸掛使用，重達32.5公斤。鐵權(quán)一側(cè)鑲嵌著一塊長方形銅詔版，長11.08厘米，最寬處8.5厘米，陰刻的“廿六年”篆書詔文筆劃方折、大小錯落，雖有個別字跡殘缺，但大部分清晰可辨。1972年，它在文登被村民發(fā)現(xiàn)。權(quán)即古代的秤錘，相當于今天的砝碼，是衡器的核心部件。全國目前僅發(fā)現(xiàn)兩件同類嵌銅詔板鐵權(quán)，另一件收藏于國家博物館，但重量不及此件。

　　秦始皇五次東巡，三次登臨山東的名山大川，每到一處，必“刊石勒銘”，頌秦功德。這些秦刻石，既是秦始皇宣示統(tǒng)治合法性的政治宣言，也是秦代“大一統(tǒng)”思想的重要載體。

　　嶧山刻石是秦始皇東巡的首塊刻石。藏于鄒城博物館的嶧山刻石元代摹刻碑，通高1.95米，寬、厚皆0.48米，四面刻字，三面為正文，一面為楷書跋文。據(jù)《史記》記載，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“東行郡縣，上鄒嶧山。立石，與魯諸儒生議，刻石頌秦德，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”。登臨嶧山后，始皇帝命丞相李斯撰文并書寫，將其廢分封、立郡縣、統(tǒng)一六國的功績鐫刻于石上。十年后，秦二世東巡時，又在碑石另一面刻上二世詔文，“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”。

　　秦代原碑在北魏時期遭遇厄運。由于李斯小篆被譽為“書法之宗”，碑石雖已倒地，但慕名前來摹拓的文人墨客絡(luò)繹不絕，當?shù)毓倜衿Ｓ趹?yīng)付，竟將碑石縱火焚毀，導(dǎo)致碑文殘缺不全。唐代時，有人依據(jù)留存的拓片摹刻于棗木板上，可惜木板后來遺失。宋元祐八年(1093年)，鄒縣縣令張文仲偶然得到北海王君收藏的秦嶧山碑舊本，于是讓工匠摹刻于縣署門前，讓這一珍貴文獻重現(xiàn)天日。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，鄒縣縣尹宋德見碑文殘缺，擔心日久湮沒，再次組織工匠重新礱石摹刻，這就是今天鄒城博物館這塊石碑的來歷。

　　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在完成嶧山刻石后，率群臣登臨泰山，舉行了隆重的封禪大典。登岱頂、告天神；禪梁甫、祭地祇，以溝通天地，祈求國泰民安。封禪之后，李斯奉命撰寫銘文，刻于泰山之巔的摩崖之上，這便是泰山刻石的前半部分。銘文共144字，主要敘述“器械一量，同書文字”的功績，以及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(nèi)申明法令、加強管控的治國舉措。

　　十年后，秦二世東巡泰山，效仿始皇，在原刻石旁補刻詔書，記錄了李斯隨同出巡、請求刻詔的經(jīng)過，這便是泰山刻石的后半部分。歷經(jīng)兩千多年的風(fēng)雨侵蝕與人為破壞，泰山刻石原碑已殘缺嚴重，殘石僅存十個字，收藏于泰山岱廟東御座院內(nèi)。

　　在青島西海岸，瑯琊臺遺址靜靜矗立，這里曾留存著瑯琊刻石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秦始皇統(tǒng)一六國后，曾三次登臨瑯琊臺，其中公元前219年的東巡最為隆重。他在此修筑瑯琊臺，“立石刻，頌秦德，明得意”，這便是瑯琊刻石的源頭。

　　瑯琊刻石的前半部分記述了秦始皇統(tǒng)一中國的功績，后半部分則為秦二世補刻的詔書及從臣姓名。如今，原刻石已損毀嚴重，所存殘石為秦二世補刻部分，殘存13行87字，字跡模糊，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。不過，僅憑這些殘存的文字，依然能感受到大秦帝國“并吞戰(zhàn)國，海內(nèi)為一”的雄渾氣魄。

　　封泥又稱泥封，是古人在竹簡、木牘等文書上加蓋璽印后形成的泥塊，主要用于保密和憑信，一旦封泥破損，便說明文書已被私自拆閱。20世紀30年代，淄博臨淄曾發(fā)現(xiàn)兩枚秦代封泥，上面均刻有“臨朐丞印”四字�！柏�”是古代縣級行政機構(gòu)的官職，為縣令之輔佐，相當于今天的副縣長，主要負責(zé)文書處理、倉庫管理、監(jiān)獄監(jiān)管等事務(wù)。從現(xiàn)存封泥實物來看，“丞印”遠多于“令印”，這是因為按照“丞署文書”的要求，縣級行政文書多由縣丞擬定、簽署并封存。

　　“臨朐”之名最早見于《史記》，歷代文獻均記載臨朐為西漢建縣。而兩枚封泥的出土，將臨朐的建縣時間提前了一個朝代，證明秦滅齊后，就已在臨朐設(shè)立縣級行政機構(gòu)。

　　除“臨朐丞印”外，全國范圍內(nèi)還發(fā)現(xiàn)了“濟北太守”“即墨太守”“瑯琊司空”“臨淄城邑”“狄城之印”等與齊國故地相關(guān)的秦代封泥。這些封泥上的地名，印證了秦代“海內(nèi)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統(tǒng)”的行政制度在東方的全面推行。小小的封泥如同秦代官僚體系的“指紋”，記錄著帝國行政運轉(zhuǎn)的軌跡。每一枚封泥的背后，都可能對應(yīng)著一份來自咸陽的詔令、一次地方的政務(wù)申報、一場賦稅的征收核算，見證著大一統(tǒng)王朝高效的行政執(zhí)行力。